碳排放增加引发绿色壁垒，结局终究是什么?

　　2013年5月，美国夏威夷莫纳罗亚观象台首次观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突破400ppm，这说明在碳减排的问题上，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泡汤了，即便早在几十年前，《增长的极限》一书就曾引发过关于大气问题的全球性讨论。

　　梳理不同国家的经验发现，除了政府直接管制，通过征收碳税和开放碳排放权贸易也能间接实现碳减排预期。美国是直接管制力度较强的国家，而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则采取针对性的碳税政策。

　　另一方面，受贸易保护的潜在需求，美国和法国率先提出征收碳关税，以期在国际社会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对于亟需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极不地道的做法。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完成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已经顺利渡过资源高消费、污染高排放的阶段，此时，由发达国家主导“碳关税”，则在无形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了环境污染的恶名。

　　对外：碳关税构建绿色壁垒

　　据科学家统计，只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以内时，才能够拉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摄氏度的风险。但同时也需要高收入国家在2020年以前降低25%~40%的碳排放量。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于是，我们只能继续面对越来越糟糕的气候问题，以及在波兰华沙举办的又一场令人失望的大会。

　　早在上世纪末，瑞典科学家阿伦纽斯就提出了人为温室效应的可能，他指出过多工业活动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将提升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迫使气温升高。遗憾的是，“阿伦纽斯假说”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气候学家通过对大气的监测证实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人们才开始考虑寻找一种方式有效地降低碳排放。

　　碳税，即是对二氧化碳所征的税，通过对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一理论最早可以溯源至1920年辟谷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一书。辟谷认为，国家应当对以制造社会危害为代价牟利的企业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干预，以税收的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产生的差距。

　　在某些发达国家形成的完整碳资本与碳金融体系下，碳税确实成为调控碳减排的有力约束。但2009年，美国和法国将碳税的视点转移到碳关税之上，这给世界贸易环境带来不小的轰动，也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环境保护问题所进行的最激烈交锋。

　　《京都议定书》对争辩双方均起了重要的引证作用，着实尴尬。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实际完成了附注中明确的碳减排要求，因此，在推进碳关税进程的同时可以利用其成为避免在国际贸易(行情专区)中缴纳碳关税的盾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京都议定书》的“同样而有区别的责任”被解读为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排放额度，也被用来否定碳关税诞生的合理性。

　　中国在碳关税的问题上，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强硬态度。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近期明令禁止国内航空公司缴纳欧盟启动的碳排放税，中国的观点一向是“起点不同就不能要求承担相同的义务。”

　　以中国为例，仅2012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总量的一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其中，工业产业的占有率不言而喻，一旦缴纳碳关税，将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在产业结构的制约下，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显然是违背人类社会进步的。

　　对内：发改委博弈财政部

　　但是，拒绝碳关税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完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除了主导产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中国的发改委和财政部也在积极地探索不同的减排方式。

　　碳税和碳市场，显然成为中国财政部和发改委不同的市场手段。

　　就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的消息显示，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国家发改委官员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会议讲话的转述，称：“中国计划在‘十三五’期间(2016——2020)力争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虽然在随后的证实中，官方表明“不需过分解读”，但至少说明了政府对此积极的态度。

　　有迹可循的是，在2013年5月环保部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送审稿)》中，明确将碳税列入环境税的税目；随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即表示，政府将适时开征碳税。

　　当然，早在2009年，就出现中国要起征碳税的声音，但近两年，碳排放权交易取代了碳税先行进入市场。

　　碳交易排放由发改委主导，自2013年6月18日中国首个强制碳市场启动以来，基本预示了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的第二大市场。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陈海鸥表示“将借鉴中国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但试点许久并未见大的声响，可见碳市场在中国还需要一个足够长的成长期。毕竟无法控制的GDP和固定的碳强度难以计算出恒定的碳排总量。

　　主流的碳减排间接工具有三种：碳税、碳汇以及碳排总量控制。在新兴碳市场，碳排总量控制更有利于形成自愿的碳交易。但也有专家断言，碳税更适合现阶段的中国。不过由于发改委与世界银行、欧盟建立起的丰富碳市场合作将战线拉得过长，始终对于碳税热络不起来。于是，财政部积极推动的碳税就总也过不了发改委的一关。部门间的冲突显现。